1.排除个人信息以发挥信息效用 匿名在大数据与技术创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立法已取得长足进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令人痛心的是，在当今形势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黑窑老板被迅速抓捕，打手们被公安部门全国通缉，天罗地网已使他们插翅难逃，笔者担心，法庭最后给他们的定罪量刑也可能会超过必要的限度。
看了媒体最近关于山西黑窑案的连续报道，不禁毛骨悚然，须发上指。他们被强迫超强度劳动，每天工作14乃至15、16小时以上。在特定的情形下，由媒体曝光个别案件以推动法律的实施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地方，如果有无数潜在的案件都期待着媒体曝光才能得到处理，如果有无数的受害人指望通过媒体来伸张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有为数不少的执法机关对媒体怀惊恐之心，生怕媒体捅了哪个漏子，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法律的实施是荒诞悲哀的，法制建设是基本失败的。二是，腐败现象的越发严重，也直接导致了法律的废弃不用。三是要求山西乃至中央有关方面立即依法严肃处理，总结经验教训。
在领导批示的强大压力下，法律看上去是被执行了，但这只是表象，法律只是附带性地凑巧地发挥作用的工具而已，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领导人通过批示体现出的个人意志。山西黑窑案中的基层执法人员贪财渎职，无视法律，甚至执法犯法，却认真执行领导批示，也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借用行政法的正当性原则，包括程序性参与和透明度、说明理由、国内当局的审查43等来论述其实施的可能性。
35而民族国家论者质疑这种方案实行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欧洲一体化无法逾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故而条约关系无法宪法化将从根本上制约欧洲联邦化的可能性。而随着近几年穆斯林移民对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冲击，以及欧盟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对于各种文化传统不加识别的尊重，欧洲公民的身份可能更加难以区分，欧洲可能伴随右翼运动的回归而变得更加分裂。后者指罗马法相对于各王国和城市的习惯法和交易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尽管在一定情形下罗马法要尊重地方规则，但它仍然因其普通法的地位成为凌驾于各地方单位之上的共同法。就各个权力机关关系而言，这种观点通常奉行司法节制原则，它们的非民选身份使其不具备充分的民主性，因而国会应占据更主动位置。
12 这种一致性原则，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宪法政治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人文主义者的精神洁癖，使得他们试图回到古典拉丁时期寻求更纯正的拉丁风格，从而产生了意大利古典主义的研究传统。
由于民主目的论作祟，这一阶段一般被视作原型民族国家，成为不具备独立研究意义，且终将随着新式民族国家的到来而被取代的过渡阶段。由于它的同质性假设，它是反帝国的。这种中介形式表达的不是一个政治社会关于自身存在形式的自觉和意愿，因而无法为欧洲事业提供民主正当性。法国人首先通过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理论，将一个谋求生存和秩序的政治意志从中世纪的法学约束中突破出来，然后通过主权和国王的结合，将政治体的生存和统一、国王的个人性和王国的公共性、人文主义和政治神学拢在一起。
13［德］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第一条理论线索是意大利城邦的共和主义运动，它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求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者罗马教皇对于意大利城市事务的支配，并在这个基础上谋求事实上的自治权力。由于法典本身是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Justinian）立法运动的结果，它对皇帝优先权利的承认给了西部教皇较大压力，逼迫教皇通过教会法的成文法运动来抗衡罗马法的权威。36在他看来，欧洲法来源于一个原初的共同体法，而后者来源于成员国缔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不是来自欧洲人民的授权，而是来自于单个成员国的条约合意。
这种探索最早成型于英法两国，英国人和法国人继承并共享着欧洲法学的规范性遗产，却由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国情，发展出两条对于民族国家法理学的理解路径。就罗马法本身而言，这体现为其文本的权威性和适用的普遍性，前者指罗马法典作为一个无缺陷的内在完美体系，是成文理性，有着类似于圣经的神圣超验权威。
通过追溯西方民族国家和宪法政治的生成，本文试图阐述这种以同质人民／民族为政治前提的政治想象，使其无法处理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帝国问题。28这种文明姿态延续到17、18世纪，只不过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文明标准又更新为一个以自由、民主为追求的现代立宪政制，29在这种新的叙述之下，殖民地原住民由于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因而白人要承担起教化和启蒙的责任。
26 为了协调这一悖论，欧洲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殖民帝国政治，它在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国际法的文明话语。由于民主制宪垄断了对于政治正当性的定义权，国家作为一个统治实体垄断了界定公共权力的资格，这使得任何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努力都不得不通过国际法的形式展开。通过一场普遍主义的革命，美国和法国首先告别了旧秩序下历史主义的民族国家，而通过理性的成文制宪政治开辟了道德主义公民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的特权构成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言的，宣称殖民地例外（colonial exception），不适用母国政治和法律原则的权力。但它最大的缺陷在于遗忘了自己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在它将自己表达为普遍性真理之前，它首先仅仅是英法两国民族意识的产物。由于帝国实验的失败，欧洲不得不借助合纵连横的联盟体系维持脆弱的平衡，随着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周期性的战争，欧洲永久和平成为梦呓，民族国家成为欧洲一统无法逾越的障碍。
42 全球行政法的方案比较节制，其倡导者可能认识到条约宪法化的步子太大，而现实的国际规制又不可或缺，故而寻求全球行政法作为替代性方案。正是他敏锐捕捉到随着苏联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可能沦为一个超级大国借助空洞的道德主义理想而为所欲为的野蛮政治，因此，结合欧洲的现实，通过将国际关系法治化，并通过法来驯服权力成为欧洲唯一可能提供的替代方案，也是欧洲通过整合以便获得和其他帝国体系进行竞争的资格和能力的唯一方式。
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页。就法国而言，由于16世纪的政治变动，法国的中世纪主义和对封建法的挖掘最终没有生长出约束王权的宪制主义，而是倒向了绝对主义王权。
12［加］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黄俊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正是在这种对于自己民族性的追索中，欧洲各王国开始发展出自己区别于罗马的自我意识，并试图借鉴和吸纳帝国传统下的法律遗产，发展自己的民族法理学。
41类似地，诸如世界贸易组织、《欧洲人权公约》都同样地获得宪法地位。在欧洲人看来，非西方世界要么仍然保留着旧制度——往往是帝国体制的外壳，因而不具备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要么不具备自我管理的民主能力，因而不具备一个自由社会的政治前提，是需要西方世界通过文明使命予以改进和提高的落后野蛮社会。在英国内战期间，英国议会攫取了主权，从而发展成不亚于国王的专断权力，使得人们意识到主权政治的逻辑是包括国王和议会在内的政治通病，因而通过将司法权落实为一项基本权力，发展出畅行于英美世界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传统。尽管二者对于权利的优先顺序的理解有所差异，对于成文宪法的功能和实施方式也有不同认识，但二者基本共享了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精神，那就是普遍主义的人的权利和道德主义的公民身份。
15这种对于整体的普遍认同，为民主制度和制宪活动作为一种公共的事业提供正当性。由于革命开启了全新时空意识，政治体便需要以人民的名义设定新的统治类型，由此开启通过理性协商和政治决断形成的立宪政治，它最终体现为一部表现人民集体意志的成文宪法。
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语境中，它发展成了关于殖民地支配的未成年人隐喻。24［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44Gunther Teubner， Fragmented Foundations：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in Petra Dobner and Martin Loughlin（eds.）， The Twilight of Constitutionalism？， p. 329. 45［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如果说由于欧盟各成员国有较紧密的历史关系，我们还可以畅想一下欧洲范围内的公民性的话，那么对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合法性的证明，就只能通过原初的条约行为，而社会宪法理论的倡导者显然不认为宪法来源于某个授权过程，因而在其理论起点上就反对各种关于制宪权、人民、同一性等的假设，46他们借助社会的视角，将正当性还原为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从而通过一种去政治化的方案来建构宪法。
国际法的宪法化方案试图全面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宪法理论框架，在民族国家之外将宪法概念化，发展国际（全球）宪法。25［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3页。类似于欧洲的近现代运动，中国的近代史同样呈现为民族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的复调结构，但不同于欧洲近现代运动的是，中国在反殖民地、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中最终整合了这两种建设，呈现出一个多元复合的新体制。由于它的共和性内涵，它是反王权的。
而本文的这场追溯也并不是没有现实关切的，因为它旨在解释中国在晚清以来的巨大变局。从而，宪法政治困在民族国家之中，宪法政治成为帝国之殇。
由于汉斯·巴伦（Hans Baron）的开拓，这场以公民人文主义为名的政治社会运动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并通过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波考克（J. G. A. Pocock）的承继、贝林（Bernard Bailyn）和伍德（Gordon Wood）关于美国开国史的研究，发展为一个能够介入欧美当下政治文化辩论的共和主义流派。哈贝马斯可能是对这一方案最热情的支持者，在他看来，通过这种方式，《联合国宪章》已经发展为事实上的宪法，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其中人们不再必须将成员国视为国际条约的唯一主体。
就对人民通过政治行动决定关切自身政治事务而言，这种立场明显吸收了共和主义的思想遗产，并将其纳入成文宪法的规范框架之内。同时，波考克和斯金纳在对共和主义思想传统的认识上也有差异。
